3分钟比我想象得更漫长，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。但坦白而言，它不是来自于对灾难现场的记忆，而是来自于现场的仪式感——人们都安静和犹豫，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。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、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。形式感要求的你和别人一致，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，而仪式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，你自发调整自己。

在5月19日—21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，我心痛、无奈、几乎有些愤怒的看着，这些人类的悲剧、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、善良、慷慨、助人精神，开始被滥用与利用。

如果你打开电视机，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——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——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，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——上面都是“国殇”、“天堂”这样的词语。而在人们的谈话里，“高尚情感”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——比起沙特阿拉伯的6000万美元，美国的50万美元太少，排列了跨国公司的“铁公鸡排行榜”、冯巩比姜昆更慷慨——于是，那个被很多人痛恨、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、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，顽强的再次出现了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一些亟待需要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。距离灾难发生已经10天了，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，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。

最初，我理解并深切的感受到这种情绪。一场重大灾难，就像一场战争一样，能有力的将人们团结在一起。突然之间，所有的阶级、财富、性别、职业、智力、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，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，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——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。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常、斤斤计较，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。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的发现了“灾时的共产主义”。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，但是注定难以长久，这并非令人叹息，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。

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，事情已持续至今，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，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，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“国家真伟大”，所有的悼念、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时，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、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，这样的复杂的人群、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，所有人却是“万众一心”……

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——我们情感与理智上的双重匮乏。

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“天鹅湖”的例证，再美妙的演出，如果重复让你观看200遍，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。同样的，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、感人故事，经过60个电视台不间断、不断重复的播放，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。更何况，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——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，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，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。

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——每个人、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。在此刻，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“勇敢”，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；那一刻需要的是“惨烈”，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……至于，这些具体的人是谁，意味着什么，则反而可能被忘记。

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，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。对分裂的仇恨，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，对于西方的蔑视，可以立刻变成“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”，对于灾难的悲伤，也同样如此。在5月19日的默哀中，超过一万名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“加油四川！加油中国！”，不是说，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，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。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，它与其他因素无关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，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