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ot

   昨天黄总聪良带客户到成都华为作测试，得以见了次面。吃了粥底火锅，去了小酒馆，2年了黄总外形上一点没变，说话做事却明显老成有了“总”的风范。

   为什么MSN写日志浏览器老闪。

  这是一部电影，闷片，我没有看完。里面有一句话。

  Sometimes, being totally fucked is a liberating experience.

3分钟比我想象得更漫长，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。但坦白而言，它不是来自于对灾难现场的记忆，而是来自于现场的仪式感——人们都安静和犹豫，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。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、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。形式感要求的你和别人一致，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，而仪式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，你自发调整自己。

在5月19日—21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，我心痛、无奈、几乎有些愤怒的看着，这些人类的悲剧、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、善良、慷慨、助人精神，开始被滥用与利用。

如果你打开电视机，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——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——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，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——上面都是“国殇”、“天堂”这样的词语。而在人们的谈话里，“高尚情感”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——比起沙特阿拉伯的6000万美元，美国的50万美元太少，排列了跨国公司的“铁公鸡排行榜”、冯巩比姜昆更慷慨——于是，那个被很多人痛恨、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、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，顽强的再次出现了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一些亟待需要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。距离灾难发生已经10天了，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，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。

最初，我理解并深切的感受到这种情绪。一场重大灾难，就像一场战争一样，能有力的将人们团结在一起。突然之间，所有的阶级、财富、性别、职业、智力、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，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，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——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。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常、斤斤计较，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。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的发现了“灾时的共产主义”。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，但是注定难以长久，这并非令人叹息，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。

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，事情已持续至今，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，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，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“国家真伟大”，所有的悼念、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时，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、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，这样的复杂的人群、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，所有人却是“万众一心”……

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——我们情感与理智上的双重匮乏。

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“天鹅湖”的例证，再美妙的演出，如果重复让你观看200遍，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。同样的，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、感人故事，经过60个电视台不间断、不断重复的播放，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。更何况，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——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，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，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。

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——每个人、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。在此刻，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“勇敢”，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；那一刻需要的是“惨烈”，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……至于，这些具体的人是谁，意味着什么，则反而可能被忘记。

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，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。对分裂的仇恨，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，对于西方的蔑视，可以立刻变成“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”，对于灾难的悲伤，也同样如此。在5月19日的默哀中，超过一万名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“加油四川！加油中国！”，不是说，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，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。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，它与其他因素无关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，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。

本文原发天涯社区，作者大禹相国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我，一个外资私募基金操盘手。我的权力并不大，在这个总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里，我可以调动的资金从来没有超过5亿美元，负责操盘的范围从来没有超过两只股票。基金认为技术含量比较高、风险比较大的权证交易，B股交易和三板交易，我从来没有参与过。我只做过A股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我是从2006年1月开始加盟这家外资基金的，此前，我在某家外资投资银行在上海的代表处工作。外资投行的薪水很高，但与对冲基金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我在投行一开始做的是销售，后来转做交易。由于投行没有A股牌照（明年才可能有A股牌照，圈内人都知道是谁），只能通过地下钱庄、与内资券商合谋甚至开设大量散户账户来满足投资需要。其实那不是投资，纯粹是投机，赚中国股民的钱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在这家投行做了累计两年，我感到很没有意思，想尝试束缚更少的生活。于是，在一个前董事的介绍下，我到了现在的这家外资私募基金，其实就是对冲基金。只不过，它的全部业务都做中国，在中国是被禁止的，所以它不能漂白，甚至连官方名字都没有，与原先的国内私募基金没有差别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由于有人推荐，我只经过了简单的面试就被录取了。其实，这家私募基金是由美国几个大家族的家族办公室办起来的，其中有两个互联网新贵的家族资产，其他几个都是“老钱”，他们的总资产肯定超过1000亿美元，投到对冲基金里的是少数。我只见过一次某家族的成员到基金办公室来谈话，态度非常高傲，我感到说不出的难受。这些美国巨富家族其实看不起我国，只是想利用我国赚钱，而我却充当了他们的工具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2006年2月，也就是我进入基金第二个月，这个基金的初期资金全部到位了，开始建仓。当时，沪市能不能突破1300点都是问题，3月的大部分时间是在1300点攻防战中度过的。但是，我们的基金经理自称有内部消息，说1300点不是大顶，是大底。我还记得他当时的一句名言：“1300 点？3100点还差不多！”当时我们自己都不信，中国股市哪能到3000点呢？可是今天，连4000点都突破了，不得不佩服经理的远见卓识。
　　　　我们的基金经理是美籍华人，看起来挺年轻，其实已经过四十岁了。他的履历写出来可以吓死一堆人——华尔街、东京、香港和伦敦四地都有工作经验，先后供职于四家顶尖投行和两家对冲基金，还担任过新加坡政府的投资顾问。据说在来中国之前，新加坡淡马锡聘请他主管对西亚地区的投资事务，他拒绝了，说自己更喜欢 Trading. 实际原因恐怕是中国监管比较少，到中国做对冲基金更爽，而且薪水也很高。新加坡人虽然很有钱，却很吝啬，给的钱不是很有竞争力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我们的经理正式的头衔是某欧洲基金公司在中国的代表，事实上这家基金公司在中国根本没有业务，所谓的代表处就是我们的办公室，跟这家基金没有关系。我们的股东，也就是那些美国富豪家族，同时也是那家基金公司的重要投资者，所以通过关系给我们捞到了一个正式的“身份”。所以，我们基金里的人，表面上都是欧洲某基金公司在中国的办事人员，其实做的都是自己的事。那家欧洲基金公司主要做共同基金、货币市场基金，我们做的都是对冲基金，两码事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我相信中国的监管部门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不过没有意识到我们做的那么大。当然，就算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上面自然有方法用钱、用关系去摆平。我们的经理平时经常说：“在中国，关系就是一切。”虽然我们基金里没有前政府官员，但与监管部门关系还是很密切的。
　　　　闲话少说，下面讲讲我们基金经理的一个大手笔。大家都说中国股市有庄家，最大的庄家就是外资基金。国内一家券商的自营部门有上百亿人民币资本就了不起了，不到外资私募基金的平均水平。而且外资基金敢想敢做，广泛利用各种关系和内幕消息，捞一把就走，不像证券公司还要为客户着想，所以外资是中国最大的庄家。
　　　　我们的基金有超过20名操盘手，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立盈亏账户，但那是用来核算利润、衡量业绩的，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金库。重大投资决策都是基金统一做出，基金允许你动用多少资金，你就动用多少资金。如果基金的投资策略改变（说白了是投机策略改变，就是换了忽悠新股民的方法），原先风光无限的操盘手突然变得没事干也是有可能的。在权证初始炒作的阶段，就出现过这种事情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其实我们基金单独操盘的股票很少，答案很简单：目前中国股市游资太多，盘子适中、有一定题材而且不容易被干涉的股票是有限的。太大盘的股票诸如中石化、宝钢之流是不可能完全控盘的，即使控盘了也会被大股东和国家立即制止；流通盘价值几亿人民币以内的小盘股交易成本太高，你还没来得及建仓完毕，股票已经涨上去了——在基金行业里，这叫做“交易冲击”。所以，最适合被炒作的是一些盘子中等，大股东不会干涉的股票。当然，如果与大股东合谋进行炒作就更好了，这目前正在成为风气。但是在股改完成之前，大股东的股票一般不能流通，参与炒作的兴趣不大。股改之后，大股东主动参与炒作的热情更高了，我敢说现在至少有1/3的所谓业绩题材是大股东控制董事会制造出来的，XX钢构只是其中一个典型而已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一只股票有许多庄家很正常，但一般总有一两个主心骨，几个搭车的，几个拾柴的，几个添乱的（如果有的话）。比较典型的如去年上半年的某某银行，谁都看的出有两大主力斗法（其中一个是国内券商）；还有十几只有色金属题材的股票，都有许多庄家。其实与人们想像的不同，外资私募基金没怎么参与有色金属股的炒作，因为外资大举建仓是2006年第一季度的事情，当时有色金属的价位已经很高了，为了控制风险，大部分外资都选择了其他行业作为重仓，典型的是军工、银行和保险行业。
　　　　 做A股的国际对冲基金很多，我们不是其中收益最高的，因为我们的历史有限，风险控制手段不完善，人员也比较少，无法像某些老牌基金一样做风险很高的买卖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另外我纠正一下某些朋友的观点，单个对冲基金超过100亿美元的的确很少见，但是一个对冲基金家族（同一个公司，同一套班子管理）是由许多对冲基金构成的。比如目前美国很有名的做Subprime的Magnetar Capital（一般投资者不知道，因为不准大肆宣传），它出名的Subprime基金的总金额只有几个billion, 但总规模早已超过了10个Billion, 因为它不止一种策略、一种基金。按照基金家族来计算，全世界超过10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家族（也可以说是对冲基金公司）是不少的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我们在中国做的比较出名的一笔单子是去年上半年的某只军工股票。其实这只股票的操盘是有问题的，拉升过快，涨停频率过猛，看的出严重的控盘现象。但是当时全体航空军工股票都在炒作，大家也没有特别注意。我们的管理层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多次批评负责该股票的两个操盘手“不懂基本的掩饰措施”。那两个操盘手都是ABC（在美国出生的华人），对中国庄家的苦心经营之道并无太多了解，所以搞出了特别明显的痕迹。不过，事后证明基金管理层是过虑了，去年3-6月有严重控盘痕迹，甚至董事会与庄家勾结控盘的例子太多了，即使监管部门想处罚，也难以一一处罚过来。对异常交易进行处分是今年才开始流行的，去年只要你别闹翻天，多半是没事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我们的基金管理层对于中国市场过于剧烈的波动存在一定的顾虑，虽然对冲基金理论上是依靠波动才能赚钱，但中国市场波动也太大了，在全球新兴市场里都是最大的之一，而且缺乏做空手段和衍生工具，根本无法保护头寸。尝试了许多风险控制途径，都不够理想。在计算VaR (Value at Risk, 做过投资的朋友应该都很清楚，这个主要是国外基金很重视，国内基金的风险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的)，我们的研究人员不止一次惊叹：“疯了！”或“太过分了！”，因为我们做中国A股的同等概率下的VaR经常超过我们在美国的兄弟基金的3-5倍，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根本没有风险管理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不过基金管理层自然有他们的办法，既然没有衍生工具可以管理风险，那就采取最古老的方法——“竖起你的耳朵”，随时监听一切风吹草动，如果有重大事件发生，要在第一时间整理头寸。因为中国股市对消息的反应速度很慢，不像美国的反应几乎是瞬间发生。对冲基金不需要提前知道消息，只需要在知道消息之后迅速行动就可以避免大量损失。何况对冲基金如果想知道消息，是肯定可以知道的，许多上市公司的保密做的很差，甚至是主动泄漏内幕消息（原因我不说，大家都清楚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典型的例子如去年第一季度的一只化肥行业的股票，由于财报不理想，加上市场热点转移，游资大量撤出，在公布财报之后居然近乎跌停。当时这是我们的重仓股，由于事先判断出财报可能不理想，已经出掉了一半以上的头寸，当天在一开盘后较高的价位又大量卖出，最后损失控制在很小。这是一种不可靠的风险控制，完全依靠经理的临场决策和研究人员搞消息的能力，但是在中国，只能如此了。
　　　　 一般来说，国际上的对冲基金做交易有三种主要理念：Market Making（做市），Speculating（投机）和Arbitrage（套利）。做市本来是投资银行的专利，就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，但对冲基金往往也在一些大盘股中充当Market Maker. 当然，据我所知只限于纽交所，纳斯达克实行的是专营商制度，对冲基金很难获得资格。事实上在国外，股票、债券的做市基本上已经被投行瓜分殆尽了，对冲基金主要是做ETF(不知道怎么翻译，常见的译法是交易所交易基金)，High Yield（就是垃圾债券）等等的做市。现在美国上市的ETF交易额大概1/3是由对冲基金做市的，其中就有我所在的基金家族的另一只基金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不过做市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不行的，中国是完全由系统自动撮合，不用谁提供流动性，这也是中国市场波动性比较大的原因之一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至于套利，大家都在讲，但是中国目前也很难做。最简单的例子，A股和H股同股同权，但价位差距很大，2005年多是A股折价，现在变成了 A股溢价，这个如果在美国早就创造无数套利机会了，可是在中国不行，为什么？买了A股无法去香港卖，套不了现。还有可转债套利、并购套利，在美国很盛行，香港玩的人也不少，可是大陆可以交易的可转债就那么几只、十几只，根本不够对冲基金喝一壶。并购套利？到目前为止A股市场最大的并购有两桩，一个是宝钢收购邯钢，已经失败了；一个是中石化收购它自己的上市公司，这个完成了。其他大小消息，除了大股东收购自己的子公司，几乎没有真正搞成的。当然，借壳上市是经常存在的，问题在于被借的壳往往盘子很小（盘子不小，别人也不会想到收购它），根本没有留给对冲基金重仓持有的余地。所以在中国做套利，此路不通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当然，话不能说死，中国的权证市场是可以套利的，而且机会颇多。不过我平时没有涉及过任何权证操盘，不敢说这方面的话题。前一段时间邯钢、包钢等认购权证都出现了良好的套利机会，但我们基金涉入不深，为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机会成本。持有认购权证固然可以无风险套利，但是周期往往比较长（买来的正股还不能立即卖，得等几个交易日），给基金自身的现金管理带来了麻烦。此外，权证本身的波动性也过大，基金自己的VaR已经够大了，再加上一个高波动性资产无疑是雪上加霜，所以我们对权证套利做的很少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所以说，海外对冲基金在中国基本上只有一种投资理念，就是Speculating. 要定义什么是投机，非常困难，基本上就是利用市场消息传递的延时性和市场反应的迟钝性，进行短线买卖赚取差价。当然在中国还多了一条，高度控盘之后操纵股价。
　　　　事实上，为了丰富在中国的交易手段，管理层已经做了相当大的努力。目前看来，结果不太理想。其实管理层主要关注的是风险管理，说实话这两年的中国股市赚钱很容易，如何在保持高盈利水平的情况下控制住风险才是大问题。不过这个风险管理实在太难了，VaR始终下不来。记得去年九月左右，在美国的管理层搞了一个什么Risk Management远景方案，提出要在一两年之内把VaR降低到“合理的水平”, 就是一般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，或者略高，总之不能高到可怕的地步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大话是说了，不过肯定执行不了。就算我这样的小人物也知道，没有卖空机制，没有足够的衍生工具，没有无风险套利手段，此外就连现金管理都不健全（现金管理可是门大学问，不过咱们中国人至今还没开始学），VaR怎么降？那位看官要说了，可以依靠分散投资来降。这话说的可好，但不适合我们中国的股市。中国的股市有个特点，大部分股票的Beta都很大——具体什么意思就不解释了，大体就是“大部分股票都是跟着大盘走。”大部分股票都跟着大盘走，大家肯定心里有数，尤其是大盘下跌的时候，所有股票相关性之强有目共睹。在这样一个相关性过强，没有明显的“反市场板块”的市场上搞风险管理，简直是噩梦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那位看官又要说了，嫌A股风险高，你买点债券啊，均衡配置一下不就行了。可惜咱们中国的债券市场几乎是没有，有的只是零散孤立的债券，想靠那几只流动性差、收益率一般的债券搞资产配置，分散组合，简直是梦话。所以说，咱们中国的资本市场，是全球风险管理人员的噩梦。我不知道学术大牛怎么看的，只跟香港东京的同行偶尔聊过，大家一致认为A股市场唯一的风险管理手段就是疯狂搞内幕消息，争取在坏消息公开之前就走人，而不是期望自己的投资组合在坏消息出来之后受的影响小。这种方法也只有在中国有效，如果美国本土哪个对冲基金敢这么做，隔天就被SEC灭了。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那位看官要说，基金在中国股市做投机是这么好做的？民间高手一致认为，虽然中国投机气氛浓厚，但要想依靠投机取得远远超过市场回报的回报率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民间高手就不说了，就算中国一些以投机闻名的基金（名字就不点了，反正以价值投资为理念的中国基金几乎就没有），好像回报率也就那么回事，今年基金整体不是已经落后大盘了嘛？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话不能这么说，国内基金做投机有成功的，但成功的幅度普遍不如外资基金。2006年做中国股市的外资对冲基金，做到300%-450%盈利的是有的，做到200%以上的更不在少数，同期几乎没有国内基金有这样的战绩，只有少数国内私募基金取得了类似的成果。据说去年私募基金收益最高有 3000%的，不过未经证实，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操作。总之，私募比国内公开基金强，外资作为整体又比私募强。为什么？因为外资操盘手有严格的纪律，研究部门有先进的理念，而且关系广泛，耳听六路眼光八方，这样强大的研究部门和交易部门结合起来，想不赢都难。打个最简单的比方，国内某些共同基金的交易员连什么是VaR, 什么是Sharp Ratio都不知道，理论水平如此之低，实践又能强到哪去啊？
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外资当然不一样，操盘手都是喝过洋水、经历过实战考验的，而且关键一条，培训到位、纪律严明。国内有的券商交易员因为敲错键盘，导致股价异常波动，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。这种事情日本的银行也出过，瑞穗曾经因此亏损一大笔。要是出在外资对冲基金，交易员和招聘他的HR经理早就一起滚蛋了。至于一时头脑发热违背指令自己乱搞，更是在严厉禁止之列。所以说外资的强主要是强在科学的管理体制，内资是比不了的。